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也还没睡，因为我的母亲坐在露天坝里，我的父亲24小时坚守岗位。

      所以我永远都不可能以一个同情者的身份来看待这场灾难。

      2009年的5月12日过去了，也许如同每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样，时针跨过零点，一切就结束了。

      而我总是无法克制地去想，2008年的5月13日，一切才刚刚开始。

      2009年5月12日，我呆在家中，从早到晚。

      迅哥儿说去天府广场献了400CC血，那里又像一年前一样排成了长龙。

      天府广场再次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雄起”。

      “雄起”是四川话的一块招牌。但我相信不是四川人就永远无法切身体会这两个字的含义。它哪里是什么“加油”可以等同的。

      似乎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就试图去总结所谓的“四川精神”。其实这分明是徒劳，这哪里是可以被总结出来的。不同来路的人不过是在建构着各种版本的四川人。但你忘了，这是不可言说的。

      在上海呆到第四个年头似乎才能渐渐地分辨出那个作为四川人的自己，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与生俱来”。

      迅哥儿在上海度过了4年的本科生活，然后回去成都。他说，今生不会再离开。

      他总是笑说让我回去与之共谋大业，而他也知道我大抵是不会回去的。

      只有离开过的人才明白离开的人为什么要回去，也只有离开过的人才明白离开的人为什么不要回去。

      你知道上海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四川不缺四川人式的生活，但是上海缺。在四川宣称自己是一个四川人与在上海宣称自己是一个四川人的意义完全不同。你不知道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活出四川人的维度是一件多么必要的事情。

      而我无法言说，所以尝试活给你看。

     我无法不隐隐作抖，当手捧吕师的《书写与遮蔽》。7年前，一如这样的夜晚，一盏台灯，一台电脑，阅读她的文字，然后任凭心灵的指引。

     如同进入一个隐秘的通道，与今生最想谋面的人相遇，万籁俱静，因为懂得所以凝视。

     被这样的文字击中，7年前我无处可逃，7年后依然无处可逃。

     4年前选择导师的时候，我所有的志愿都填上她的名字。4年后陆对我说，她是你留在这里唯一的理由。

     我从未像笃定追随她这样笃定任何一件事情。

     于别处，我能够明了该做怎样的学问，于她处，我能够看到学问怎样做成一首深沉的诗。

     别人能让我明白怎样做学问，她却能让我明白为什么要做学问。

     所以无论我如何迷恋于理性思辨的文字，也终究会沦陷于她浓重的感性笔触。你若说她文风硬朗，那是你没读懂她。

     她在美国的这一年里，我读了很多过去不曾读到也不曾想到的书。我找到了“我—你”关系的同道，也渐渐摸到了理想生活的脉搏。我不愿意将她划归新左派的阵营，因为那样一种僵硬的划分消磨了太多理想的意味，她的文字并非生发于二元争锋的境地，而她的问题意识则永远来自于现实与理想的对接。

     她很理想，但她不飘渺，她很现实，但她不停留于直接性。

     你可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文字，作为论文也能让你泪流满面。我自认这是对4年前那个选择的最好注解。

     今天只读了题记与后记。

     题记是一首诗。诗人是赤裸的，诗让诗人的内心一同赤裸，但看不见的人就是看不见。你若是那个对的人，就对了。

     后记不短，但也不长。我曾试与老贺讨论，为什么八十年代会将知识分子打磨成如此不同的样子。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打磨是绕不过去的。这篇后记让我突然意识到她迄今的整个研究实际上都是与八十年代展开对话的。八十年代是她学术的起点，而一个人始终面向自己的起点而立恐怕正是为了“走远而不忘了为什么出发”吧。

     今天突然很想她。当内心的某一根神经只有一个人能够触碰到，你对于这种碰撞就会极度地渴求。

     7年里，我只写过一篇关于她的文字，这是第二篇。我很回避写她，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写不好。你可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只可能在你心里，却无法在你笔下。

     我曾问老贺，你找到终极意义了么？她说没有。我说我有。她说那是什么？我没有回答。

     你可知道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她与她的一切就代表着你的终极意义。也许你会问我：那么你自己于何处？我会告诉你：有她不是已经很好了么。

     忘了是谁说的来着，“批判”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词汇。就好像老贺说的那样，“左派”听上去就没有“自由主义”受人欢迎。

     在我和老贺的身份认同里，新闻传播的成分都不高。确切地说，这或多或少是我俩相知的前提之一。

     我们从不聊新闻传播，不聊历史，不聊文学，只聊哲学，准确说，是西哲。所以竟然找到海德格尔与卢卡奇的交汇点。

     我做“批判”，所以最终必然走向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站在“外部”审视新闻传播现象及问题，所以它是宏大的、结构化的。而当年自以为缺乏外部视野的我偏偏就为其“硬朗”所着迷。现在看来，内部视野未尝不也是缺乏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命运是包含于整个左派命运里的。诸如朱学勤式的质问——建构在哪里？！——似乎是其永远逃不开的焦虑。其实，左派并不是不问建构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不是不问建构的，只是这个建构所依据的土壤本身就是需要建构的，所以即便从最具象的层次上看，我也坚持认为马克思与哈耶克处理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然而，《中国不高兴》之流实在算不得我心目中的左派，他们会被自己亲手建构起来的形象剿杀，同时也坏了左派。实在实在是不高明。

     似乎说偏了题。今日突然萌生落笔是因为偶然瞧见了柴静的一篇文章。

     说来惭愧甚至稍稍伤痛的是，前年实习之后就再没正经看过《新闻调查》。每每有人问及那几个月的实习，我都难掩失望之情。它似乎最终为我关上了媒介实务的那扇大门，让我得以心安理得地做起所谓“批判”。

     其实，“失望”怎能囊括所有的情感，就好似即便当年轰轰烈烈的爱恋耗尽了所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也未必丝毫没有几抹美好的色彩一般，用马丁·布伯的话来说，《新闻调查》于我是“我-你”，而永远都不是“我-他”，无论如何。

     新浪给柴静这篇文章取了一个极其庸俗的名字——《谁让我变得家喻户晓》。但我又必须承认正是因为如此庸俗的名字吸引我去点开这篇文章。当然，如果采用原题，我会更迫不及待地打开，因为它叫《陈虻不死》。

     我见过陈虻，在南院食堂，现在想来，那几天我正好做场记，我是说如果不是有活儿推迟了吃饭恐怕很难见到他，但是我没有听过他的点评，这是那段时光里最大的遗憾。至于为什么是遗憾，而且还是最大的，柴静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

     记得一月前的某个深夜，当我和老贺突然意识到近代西哲以来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主题——关于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激动而热烈地拥抱了一下。那刻颤抖是我钟情于柴静这篇文章的来由。

     自去年12月底以来，我看过很多怀念陈虻的文字，柴静这篇是写得最好的。就如同老贺说《the reader》，第一遍看完泪流满面，第二遍看完欲哭无泪。好文章让人泪流满面，最好的文章让人欲哭无泪。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新闻专业主义的，就如同批判客观性一样（倒不是说客观性原则不好，而是批判实践中客观性的实质）。所以我无法对舒登森饱含深情，老贺也无法不对赵月枝感到愤怒。

     柴静这篇文章，以及读到这篇文章颤抖的我，突然让我意识到舒登森与赵月枝都没有错，只是他们之间需要某种软化的桥梁。陆曾说：我们不能因为客观性的不能达到就放弃了对它的追求。我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本意也是认同这句话的，否则，我无法对它认同。其实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也是一样，陈虻终其一生的追求如果不能赢得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敬意，那么后者的动机及立场就是应该被根本怀疑的。

     我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确是有缺陷的吧，它宏大而结构化的叙述遮蔽了如此动人的细节与身影，那些单薄却顽强的支撑，那些渺小却坚定的内心，那些柔软被淹没在我一度深信不疑的“硬朗”里。当然，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追究远不如追寻更有意义。

     我似乎慢慢能体会老贺喜欢《手拉手还是心连心》的原因了，其实说到底与我喜欢《回到祖先的土地》是一回事情。